董建華年代的《施政報告》已提出經濟要邁向「高科技及高價值」。25年過去，香港有科學園、數碼港、多間研發中心，以及逾十間獨角獸初創，隨着國家規劃香港為「國際創科中心」，港府史無前例投放逾1300億。政策及資金已到位，惟來自商界、身兼科學園及工業總會主席的查毅超坦言，現時創科發展大多各自為政，急需高層統籌及宏大願景。

撰文：李潤茵 本刊記者

闊別16年，「工業」二字終於重返決策局，查毅超百感交集。話說他2006年參與公職，當時的「工商及科技局」，很快更名為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」，直至近年「創新及科技局」成立，今年再加回「工業」，「可謂兜了一個圈！」

人稱「磅秤大王」，查毅超最為人熟悉是，集團生產的「磅」，連Airbus（空中巴士）及法國「戴高樂」號航母都買。當本地廠商仍將「high tech揩嘢」掛在嘴邊時，這位工業家已開始擔任應科院、物流科技中心等科研機構董事，目前身兼科技園公司及工業總會主席。

政策製造場景

親歷本港創科起伏，查毅超總是回應「遲到好過無到」，「很多人喜歡比較香港、深圳、新加坡及日本等科技水平，政府有時都會按GDP制定指標來招商，但我從來認為，沒有什麼好比較，因為大家政策不同，製造出的場景也不同」。

舉例金融科技，他指九十年代「八達通」面世，便曾經領先全球，連英國Oyster Card都向本港取經，直至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出現，香港失諸交臂，就是典型「沒有場景」，皆因「香港金管局都未放權，本地電子支付怎樣試呢？惟一旦政策到位，GOGOVan（現稱GOGOX）、Lalamove及TNG旋即彈起，三間獨角獸都關乎支付網關（payment gateway）」。

支付平台僅為縮影。查毅超強調，香港從不缺科研，本地大學屢有精彩研究外，政府資助研發中心都有5間，問題是「產學研」協作不足，「工業界經常反映，跟5間研發中心合作，流程很大差異，連本地公司都困惑，莫說外國公司了！」

困惑又豈止工業界？即使創科平台都有同樣處境，例如查毅超就不時被問及，科學園跟數碼港有什麼分別？答案是「不同平台、各自演繹」——背後其實反映出港府思維，即使發展創新科技，也是沿用自由放任政策。

他屈指一數，本地創科平除科學園、數碼港及河套區3處外，他日北部都會區內，已落實就包括InnoLife Healthtech Hub及國家重點實驗室；研發中心呢？已遠超原有5所，事關政府已撥款100億元設立28間研究實驗室﹝見圖﹞，「4年後會否檢討，留下精彩項目？」

還有另一個問題：所有平台是朝着什麼方向發展？「沒錯，政府給予各董事局很大自由度，惟整體香港需要更高層次（high level）的策略規劃（strategic plan）。」

內地「紅頭文件」

香港並非沒有藍圖，相反早在回歸初年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已特設「創新科技委員會」，並由已故田長霖教授率領，成員還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高錕教授，就先後提交兩份報告。其中，最關鍵的建議，便是「成立高層統籌架構」。

記者翻查紀錄，歷屆政府都成立過「督導委員會」，層次更愈來愈「高」，由起初局長主持，到最近由特首主持，問題是如何掌握箇中精髓呢？「內地科技發展很強，在於『紅頭文件』（黨政領導機關下發的文件）先出，國家制定最高層次計劃後，再由省市及科委執行，是否各施各法呢？各省市並非『放紙鳶』，還是有些高階執行指引，協調不同單位，否則會很亂。」

套落香港，查毅超認為「督導委員會」要真正發揮作用，規模就不宜太大，但用人要不拘，反為最緊要是認清目前形勢，「高層指導並非管日常行政，首先要解釋清楚，創科平台及再工業化平台，該如何協作，而非內部競爭」。

「約10年後，北部都會區將有150公頃創科用地，白石角則有88公頃新土地，兩者加起來超過200公頃，幾倍於今天科學園，現在還不講清楚方向？」

之所以要未雨綢繆，事關北部都會區，牽涉與內地跨境合作，更考驗決策者的協作能力。查毅超提醒，應及早思考香港與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的關係、兩者如何接軌、怎樣引進來走出去等問題，「香港要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是一宏大目標，沒有高層統籌，難道由不同平台各自演繹嗎？」

北都會要示範

他認為，即使「北創科」格局十年後才形成，但若然要吸引企業進駐，現在不同平台需已要預先規劃，針對不同新技術，為未來北部都會區，提供更多「示範」（demonstration）。

「以幹細胞（stem cell）技術為例，目前香港只有研發，生產則未發生，若有相關企業想來港設廠，我們有沒有先例可循呢？」簡單來說，意思就是要開始製造「場景」，提供配套設施外，還要出台政策配合，以免他日企業「摸門釘」。

每項規劃都要時間消化。「即使在工業總會內，問10個人，相信有9個仍未知工業邨，是屬於科學園一部分；另一邊廂，工業邨朋友則曾反映，自己好似『孤兒仔』，科學園發生什麼事都不知。」

事實上，科技園公司管理的3個分別位於大埔、元朗及將軍澳的工業邨，去年已重新定位為「創新園」，「我經常說R to I，意思即是Research to Industry，研究無法落地都沒意思，始終需要商品化，最後也要變成工業。」他透露，目前進駐「創新園」的工業類別中，佔比最高就是新科技，「科研產品不用勞工密集，反而會因為IP，而選擇留港。園區企業中，便有3D打印骨頭作手術用途，以及生物電子設備（bio-electronics device）」。

再工業＝傳統＋創科

許多人認為本地工業式微，實情查毅超指出，八十年代工廠北移後，內地人工都不斷上漲，不乏港商改為自動化，刻意將「關鍵工序」搬回香港。

「工業家都很醒目的，不會將工序全部公開，事關即使是自己夥計，也不會永遠跟你打工，所以他們會緊握核心技術，尤其是中小企，一旦失去，產品將無法達到同等級數。」

除此之外，在香港試產也是一個需求，第三代半導體就是例子，「工總有許多用家，問題是在哪兒試產呢？即使走返大陸，今天半導體炒到那麼貴，內地工廠都爆單，誰還會接單？」他透露，工總已在遊說香港政府增建相關設施。

有場景業界自然識走位——在大埔，「醫療用品製造中心」（MARS）剛落成，單位便已全部租出。何解？秘訣就在該大樓的無塵室（clean room），那是忽發奇想嗎？非也！「事前跟業界傾過，知道本地有需求，所以建來生產口罩及防疫用品，未來仍能繼續使用。」

「Low tech撈嘢」的時代已經過去！今時今日，本地工業家很清楚未來離不開R&D，「例如在北部都會區，作為重點的生物科技，本地大學教授就人才輩出，如何將研究成果產業化呢？」查毅超表示。

一味追求「高端科技」嗎？他補充，即使傳統產品都可先進製造，「不是間間公司都規模很大、買地建廠。例如中藥，在香港走進藥房，動輒數百個品牌，很多是靠阿爺留下來那條配方，然後就在小單位生產，幾代人都能賺錢」。

「這些小型藥廠都不可忽略。其實，許多消費者也信賴這些香港品牌，反為有無可能制定標準，例如支援他們取得GMP（良好製造規範）驗證呢？」

中藥以外，食品、保健品及環保都是「再工業化」的優勢板塊。

節錄自3月號《信報財經月刊》